《腾越厅志》载：“城西百二十里，有云峰山，其峰秀如玉笋，绝似太华之苍龙脊，两旁皆危崖峭壁，高不可攀，石脊中垂，若龙之垂尾以渡。相传，昔人逐一鹿，直达山巅，忽焉不见，只余蹄迹于石间，因诧以为灵，遂寻建寺院，随山凿石，有若丹梯，远望之，见石磴千寻，高竖云霄之上，危梯三折，遥连殿阁之雄……” 这短短一段文字，描述了被称为腾冲十二景之一的“三折云梯”的云峰山景观，令人遐想，引人入胜。云峰山在腾冲西北部的众山之中，一峰独起，形如玉笋，直指苍穹，缥缈的云雾环绕在山腰，把整座山峰幻化成超凡脱俗、若隐若现的人间仙景。山间怪石嶙峋，绝壁千仞，危岩悬空，深峡无底，云峰道观就依山势建在山顶的岩壁之上，构成六个层次的叠山组景：山巅之上建观音殿与玉皇阁，形成上下两个层次。玉皇阁后连老君殿，观音殿前有斗母阁，此为道观的主体建筑。主体建筑之下的险峻层崖上，建有吕祖殿，为第三层次，斗母阁下侧的石峰上建有魁星阁，为第四层次。再往下依次建有南天门及接引殿、三官殿，形成第五、第六层次。远远看去，这一建筑群落依山建寺，顺其自然；上下辉映，左右相衬；层层叠叠，错落有致；飞檐斜插，半垂半悬；凌空而立，结构神奇；组合完整，气势恢宏，是中国传统山寺建筑的典范，难怪人们称它为“云里帝城”。云峰山的险峻神奇，除了山与寺之外，它的云梯也令人叫绝。初入云峰山，山路盘绕曲折，行至半山，因孤峰独起，悬崖峭壁，已无法绕山而行，只能直登而上，故形成云梯。
云梯依山势而成三折：第一折坡度较缓，登行虽耗体力，但还不觉危险。至第二折，云梯便越上越陡，两旁皆为深渊大旧壑，翠涛沉雾，莫穷底细，探头俯视，令人心惊胆寒。再登第三折，那就是登天梯了，当面岩石挡道，无法前行半步，只得凿石直上。行人登在天梯之上，既不敢左右观顾，更不敢转身回头，只得手脚并用，躬身登攀，身边云雾飘飞，若沉若浮。此时，你若读过刘楚汀先生《云峰山》诗，就身临其境的体验了“云梯悬绝壁，石脊垂苍龙；缥缈飞楼观，疑是上界通”的境界。待登上天梯，进入山寺，便会产生李映乙所题联“我来天外无双寺，此是人间第一峰”之感慨了。神奇的山寺必然产生神奇的传说。本文开篇时就曾提到昔人追赶一头金鹿，金鹿顺山而上，待人追至山顶时，金鹿已无影无踪了。人们于是才悟出金鹿乃神鹿，它的出现和消失为的是指地建寺。故后来才有了云峰山寺。这段传说从根源上为云峰山铺垫了仙山的基调，之后又产生了更多的神仙传说，有的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，如“舍身崖的传说”、“招弟的传说”、“夜明珠的传说”、“鲁屠户朝山遇险的传说”等等。“舍身崖的传说”说的是清光绪年间腾越南甸司地萝卜坝傣族少妇罕珍，因身怀有孕，专门到云峰山朝山，祈求神仙赐她生一贵子。她忍耐着身体的极度不适，一步一拜，艰难登山，将至山顶忽觉腹部剧痛，随即下身流血。罕珍知道自己快临产了，极度恐慌，担心亵渎了神灵，情急之中，见身旁有一危崖，便纵身跳下，随即便飘飘忽忽，只觉好像躺在一块浮云之上……与她一同来朝山的傣家妇女，忽然间不见了罕珍，千呼万唤，寻之不得，只得回家，准备将这一不幸的消息，告诉罕珍的亲人。谁知才一走进她家，却见罕珍怀中抱着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，于是大家赶紧跪下，面向仙山，感谢神仙“彩云相渡、赐子罕珍”的大恩大德。当然，在现实生活中，经典的佛教教义，是不赞成“舍身”、自尽之类行为的。“鲁屠户朝山遇险”的传说更神。相传云峰山下腊幸街有一鲁姓屠户，为人不拘小节，个性粗野，但良心尚存，卖肉从不缺斤少两，因而生意很好。为了安慰自己长年屠杀生灵的不安心情，他欲上山求拜神仙赦罪。与他一同做生意的胡屠户听到他要上山，便与他打赌说，你若敢穿着带血腥的屠衣上山，我输给你一头猪。鲁屠户说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你是输定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鲁屠户叫媳妇将干净衣裳找出，穿在屠衣之外，匆匆上山。进得山门，还未入殿，突然晴天变阴，霎时，雷鸣电闪，一个响雷将鲁屠户打翻在地。待他醒来，外衣无损，穿在中层的屠衣却完全烧尽。尽管云峰山的传说有鼻有眼，活灵活现，但毕竟是传说，它是人们心灵中的一种宗教理念，是人们的精神寄托，反映了云峰山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。其实，云峰寺的历史也是很悠久很独特的。明崇祯十二年（公元1639年）四月二十三日，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、旅行家徐霞客曾到云峰山考察，并在山上住宿两夜，由此可看出云峰山对他的吸引以及他对云峰山的重视。他在详细描述云峰山自然景观及山寺建筑的同时，并记述了云峰寺“皆川僧法界所营构……法界成之，不及五年……”由此可知，云峰寺主建筑建于崇祯七年（公元1634年），而上下的万佛寺，据史书记载为明万历年中僧人净宽募建，比山上的寺院早三四十年。云峰山寺的建筑至明末清初是已成规模，其宗教影响也与日俱增，但是在此之后却遭受了几次巨大的破坏。第一次是清咸丰、同治年间的战乱破坏，致使寺院损毁严重，佛教僧侣失散，继由道士入山住持。第二次是清光绪二十一年（公元1895年）正月二十五日的一场雷电引起的大火，将云峰山主殿化为乌有，只余吕祖殿。其后不久，因山民上山烧蜂，引起火灾，又将吕祖殿烧毁。第三次是民国三十四年（公元1945年），亦因雷火扫殿而将重建的观音殿、玉皇阁、老君殿、斗母阁等烧毁。之后，还遭遇了20世纪60年代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浩劫。云峰山寺观屡毁屡建，这首先要归功于历任道长了。
云峰山寺观从僧侣净宽、法界开山建寺之后，有记录之道长至今已历八任。其中第三任道长卧云，俗名张宗泰，腾冲洞山人，生于清咸丰三年（公元1853年）羽化于清光绪庚子年（公元1900年）。卧云尽其毕生精力先是修复了因咸丰、同治年间战乱对寺观的破坏，后又募化大量资金重建光绪年间化为乌有的寺观，可惜寺观尚未修复，道长却羽化归西，幸他的弟子——第四任道长玄空胜任崇修，接踵复修。 玄空道长，俗名张诚定，云南弥勒人，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（公元1898年），羽化于民国乙丑年（公元1949年），乃太上三五都功经系九天侍御大夫龙门正宗天仙门下二十四代教授，云南迤西道教会会长，道徒众多，名望甚高。从民国三年（公元1914年）任云峰山道长起至民国十五年（公元1926年）的12年间，玄空道长历尽艰辛，苦心经营，将云峰道观培葺一新，使云峰道观声名远扬，引来滇西、缅北各地朝山者无数，是云峰道观香火最旺的时期。第三次重建云峰道观的道长柏川，俗名陈崇伦，云南元谋人，民国二十七年（公元1938年）到云峰山入道，拜玄空道长为师，后玄空因年迈，于民国三十一年（公元1942年）托其主持道观，在他任期内重建了民国三十四年（公元1945年）因雷火扫殿而毁的四殿中的两殿——玉皇阁及观音殿。正欲修老君殿及斗母阁时，历史的车轮已转到1949年的社会变革时期，重建因而搁置。1952年道长柏川因病羽化。 经历最曲折的道长当数第六任道长宗培，俗名陈寿渊，云南元谋人，生于1913年，羽化于1985年。他于1933年到云峰山入道，1952年接柏川之后任道长。在他的任内，年轻道士及本地道士多已还俗归农，留者多为无家可归的孤老道士。大家聚为一户，常住万佛寺，在宗培道长支撑下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，耕田种地，放牛放羊，成为亦道亦农的特殊人群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10年间，云峰道观备受冲击，道士被凌辱，殿宇被拆迁，然宗培道长仍不改其宗教信仰，与数间残屋作伴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云峰道观的殿宇再次得以修复或重建，道观的香火又再次燃起，道观的暮鼓晨钟又回荡在云雾山中。之后的两位道长均为坤道，她们除继续培修道观外，更是全身心地化入道事之中。
纵观云峰山寺（道观）数百年的历史，人们不难看出其中的深层次文化内涵： 其一，云峰山寺（道观）数百年间屡毁屡建，几乎所有的道长都经历过重建事项，这就说明宗教文化的源远流长，根深蒂固。
其二，云峰山寺最初为佛僧所建，后衍变为道教名山；当年佛教徒建寺时既建佛家的观音殿，又建道家玉皇、老君、吕祖等殿，而后来的道长道徒亦同样尊奉，这说明佛道两教可互为影响，互相包容。其三，数百年来，到云峰山朝山者，不仅有信道教的，而且有信佛教的；不仅有汉民族，而且有其他民族；不仅有中国人，而且有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国民，大家都把云峰山视为仙山，这就超出了某一具体国家和宗教的范围，成为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共同向往的精神家园。云峰山，是一部自然造化与人工塑造相结合的完美的宗教文化杰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