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从9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，丽江已经走过了十年。 究竟是什么成就了丽江？毫无疑问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，丽江得益于纳西文化和田园风光。那么之后呢？令游客口耳相传纷至沓来的，究竟是纳西文化，还是小资天堂？
古城的幸与不幸
诗人于坚在《幸存之城》里这样说道：“许多世界文化遗产，实际上只是一座座古代建筑的空壳，但大研镇却是一座活着的古城，它的建筑，它的相濡以沫的日常生活，它的美丽、勤劳、保守的母亲。”
可是今天在许多人看来，丽江古城，甚至滇西北更多地方，更像一座游乐园，一个摄影棚。
十几年来，“开发民族风情”的口号遍地生花。对投资商和游客来说，吃光了一地，可以换个地方接着吃。然而对于一个地方来说，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在强大的现代文明和旅游经济面前，遭受的却是毁灭性的打击。如果有一天山秃了，城空了，承担灾难的，只有那些无辜的当地人。历史已经在离我们远去，传说中的香格里拉也在离我们远去。
旅游开发本身并非厄运的根源，重要的是开发者所需要的智慧、才能和想象力，这些与开发投入的巨额资金、蜂拥的游客不是等量的。
当然，旅游的开发让我们看到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，我认为这跟丽江突然被发现有关系。
历史上，纳西民族很善于吸纳周边各个民族的优点，纳西族是个“能把大山吞下，也不觉得胀，几千个砍手也砍不死”的民族，但是近几十年来，这片区域却相对封闭，与城市文明和外来文化有着相当的距离。
最近10年丽江的旅游经济发展很快，纳西文化再次与各种外来文化，尤其是现代文化相遇，乍然间，这种沟通就变得有相当障碍。
过去的古城并没有意识到限制进入的问题，四川、浙江、福建的商人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嬉皮、雅皮，红头发、绿头发的“文化人”，都一下子拥入古城并且沉积下来，在短时期内形成了复杂而怪异的社会文化生态。
一直以来，纳西人有自己的原始的深厚的哲学，因此表现出来的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就显得更为激烈，这是纳西文化态度和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的一种反应。
外来者应该反思
现在丽江政府正在尽力弥补以前的一些失误。外来者也应该进行文化的反思。
小资业主和投资商，有多少人来到这里后真正花时间去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、文化、民俗？用心思去体味纳西人的情感？研究分析他们的生活习俗和这片土地的关系？
如果用道德、文明的观念来看，我们闯入别人的家，人家不喜欢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尊重他们，不要干扰他们的生活？
现在满眼看到的是外面涌进来的旅游产品：西方文化的复制品、纳西文化低级的复制等等。这样复杂的文化结构，对于一个文化遗产地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。原本封闭的文化元素因为人才和资金的关系相对处于劣势，它有足够的能力来对抗外面那些已经成熟开发的产品吗？如果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，失去了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，变成一个旅游商业的大超市，古城又有多少意义呢？还有人付昂贵的机票吗？
丽江一直在努力
大理－丽江－香格里拉，这是一条走廊，沿着这条旅游线路看下去很有意思。
现在丽江要面对的，正是大理在几年前遇到的问题。而今天，刚刚开发的香格里拉也出现了一些类似问题的端倪：旅游途中处处可见假玉石、假古董和大量仿古文物。当地政府还没有来得及清理整顿这些假东西。好在因为高原气候以及藏文化的深厚强大，暂时还没有文化被湮没的危险，丽江地方政府的努力应该得到更多的理解。
可以说，丽江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为了缓解压力，满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要求，保住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桂冠。尽管方法可以商榷，但都是一种出于良好愿望的努力，是在原有的文化体系中能想到的最好的出路。丽江的地方政府实际上很艰难，它很像是穿着不合脚的鞋，现在却被要求着大步流星。
但丽江政府的判断和推行方式也值得再仔细思量。
大理的经验
大理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冲突。它一直在争取申报世界遗产，至今还没放弃。这也许恰恰使得地方政府一直很注意汇集各方面的力量，从而搭建了一个层面比较丰富的信息管网。
1990年代大理古镇政府也出台过不少类似的规定，比如说桌子不能摆外边，雨棚要收起来，导致经营者和地方管理部门的矛盾冲突。经营者们联合起来关门抗议，同时把意见反映到更高一级政府那里，最后使得政府部门出面和经营者共同开会协商。大家坐在会议室里，反复讨论，最终达成了共识。政府接受了这样的文化观：一个古城不仅仅是个建筑群，如果没有人文的、生命活跃的迹象，不能给人提供生活的感觉，就会失去魅力。摆在外面的桌子和太阳伞正是情趣生活的一个符号。
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，这种不协调会不断地冒出来。1996年、2000年都有过比较大的争议，但是反复沟通以后都达成了协议。这次非典时期，生意冷清，有15％的经营户提出减税50％的要求，结果政府方面就同意给100％的经营户减税。民主的政策和态度就是双方不断协调的结果。
也许跟《五朵金花》也有关系，较长时间的开发使得大理的文化更为包容开放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大理有白族学会等民间组织和学术团体，都很活跃，来自各个阶层的有价值的建议都可及时反映到决策中。
丽江需要民主决策
从长远看，民主决策比任何资源指标都要重要。
相比而言，丽江的社会结构层面过于单薄，虽然有不少民间团体和科学组织，但都停留在获得政府允许开展研究工作的层面上，不能与管理部门和决策层对话沟通。这种听不到底层的合理建议和民主要求的社会结构是不合理的，也很脆弱。再好的政策，没有广泛的支持理解，效果都会大打折扣。更坏的可能是，如果政府行为出现偏差，谁来提醒纠正？
最为现实的困境是，没有多样的意见参与，政策的制定就难免僵硬，损害或遗漏某些群体的利益，造成社会力量的分离。
在丽江的发展史上，除了一些知名学者和官员以外，很多外地经营者都在做贡献，包括建网站、组织民间探险活动、参与科学研究等工作，他们演了很多戏，但丰富的节目没有赢得任何奖励。实际上，他们带来了“文化”，也带来了投资，正是他们的投资使当地人也成为了“小资”和“中产”。
我个人的建议是，一要依靠科学，二要讲求法律。要公开、透明地传递信息，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，让每个人参与和支持遗产保护。遗产是丽江的，也是中国的，应该让这个文化大家庭中的每个人来关心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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